号外！教育部又增补了两个医药相关专业
思维或思想(thinking)和意识(consciousness)在他那里也并无明确区分，因为思维是反思性的，不是自然思维，意识也主要指有自我在场并统摄的意识，所以，他用思维一词涵盖存在于我们内部并能被我们直接意识的任何东西，因而一切意志的、理智的、想象的和感官的活动都属于思维，感觉如疼痛由于是人自己意识到的，也就成了思维的样式。
大抵经传所有，皆封建世之治，与今日事势，往往相反，明者决知其必不可行。且虽有天下，而无天下矣。
行文至此，有三个非常关键却一直若隐若现的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变得清晰起来，第一点，体现天行与人治两方面的人类感性的也是有意识的活动所起的作用。因其生育之功谓之帝[3]。而学以自然科学为典范，教以优入圣域为宗旨，呈现出互斥互补、相反相成的关系，并且后者往往主导前者，则不仅表明人们群体性生活的需要，还表明了人类在天地之间形成的价值观，主要属于纵向超越，即站立在大地上的人对上天的敬仰与向往。[35]严复：《天演论》，见赫胥黎著，宋启林等译《进化论与伦理学》，第1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由此，该物种的个体之间和物种之间形成相克相生的秩序，从而在多样的复杂的环境下得以存活和繁衍[15]。
但即使如此，仍有分别之迹象。谭嗣同对一容易导致一元论问题似乎有所认识，似乎担心以一表征仁爱与平等，会被说一不二的君主专制或家长制所利用，取消个人的独立自由，于是引用并赞成佛教的一多相容，三世一时，以及一切入一，一入一切，意在说明一与多（万）的相对性与辩证性，即双方互为中介、相互过渡的关系，从而将双方统一起来。会议论文由《汤用彤先生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为《燕园论学集》一书，次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他们的治学领域各有侧重，又有相合之处，共同在玄学、佛教史、道家道教、西方哲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做出了划时代的历史性贡献。儒林同感痛惜，佛教史有未完篇。1936年，汤用彤于《哲学评论》第七卷第一期发表《汉魏佛教的两大系统》(第一届中国哲学年会报告摘要)，在《哲学评论》第七卷第二期发表《关于〈肇论〉》(第二届哲学年会报告摘要)。冯友兰与汤用彤、金岳霖等人当选为哲学会常务理事，负责日常工作。
1938年2月，冯友兰和汤用彤、朱自清、陈岱孙等11位教师同路，从长沙坐汽车出发，经广西到越南再转往昆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
1954年，汤用彤与冯友兰同往《人民日报》社开会后，汤用彤不幸患脑溢血，特护治疗数月方脱险，此后长期卧病。此会当时编译了一批西方哲学名著，有力推动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作为最高行政领导机构主持校务，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梅贻琦任常委会主席。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文学院安置在南岳衡山脚下，由冯友兰任哲学心理教育系教授会主席兼文学院长。
该文的写作引发冯友兰对于哲学史的兴趣，奠定了他以后哲学史工作的方向。1942年10月，由冯友兰主笔，汤用彤、雷海宗、郑天挺、陈序经、杨石先等各院院长、系主任共25人联名致函校领导，毅然拒绝教育部的一项专款，并请将原信附录转呈教育部。1964年劳动节上午，汤用彤因心脏病去世，他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遗憾是研究计划还没完成。然而客居异国犹如寄人篱下，物质享受难慰乡愁。
本文在论述他们长达半世纪交往的过程中，展现其学术思想和方法的异同，及其对创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历史作用。1946年8月，冯友兰应邀任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并取得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
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这么多的哲学家、著作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前贤对冯友兰与汤用彤在创建中国哲学史学科方面的比较研究非常薄弱。
该书收录有冯友兰撰写的文章《佛教和佛学的主题——神不灭论》，这是汤用彤生前与冯友兰共同感兴趣而常谈的话题。同年《哲学研究》创刊，汤用彤、冯友兰皆任编委。从天人学会制定的会章、会簿、介绍书和志愿书来看，虽有似美国大学的兄弟会，但该会理论的系统性和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使其已具备了党派的一些性质，汤用彤与冯友兰等在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正是汤用彤、冯友兰等前辈筚路蓝缕之功，奠定了中国哲学学者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特色。在生活极端贫困的情况下，他们担任行政职务，付出巨大劳动，为平等起见，却不肯领取分文补贴，高风亮节，难能可贵。他们都主张继承传统，吸收民主科学，分歧在对儒家本体的认识：前者以心为本，后者以理为本，由此派生出不同的现代化方案。
冯汤二贤著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使学界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基本问题有了较完整的理解。冯友兰的《新理学》与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先后于1941年和1944年获教育部学术研究评奖哲学类一等奖。
解放后他们都有相似的遭遇，冯友兰现象就其普遍性可与汤用彤现象联系起来考察，他们多有共同之处：都是同时代的中国一流大学者，民国年间都在学术上获得很高成就，都主张走中西文化融合的道路。他与隔壁58号院住的汤用彤比邻而居，直至1990年以95岁高龄去世，可算在燕南园居住时间最长者之一。
当时许多朋友劝冯友兰留在美国，但一年后他却执意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受天人学会崇高理想的深刻影响，冯友兰以《天人损益论》（又名《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
冯友兰担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他回乡探亲期间，由汤用彤代理其职。从此冯友兰住进北大燕南园，先住54号，随后搬进57号，冯友兰将之命名为三松堂。20余名哲学家出席会议，冯友兰致开幕词，胡适介绍了哲学会的发起、经过和意义。无论其中何人，将来如何遭遇，处危疑之际，蒙诟负谤，纵举国举世，咸谓此人为奸为罪，证据确凿，不庸迟疑，而我天人中余人，到此地步，必仍信得过此人之别有深心，中实清白，仍然协赞不衰。
冯友兰先生（1895—1990）与汤用彤先生（1893—1964）都是中国哲学学科的开创者。但因他对故土的眷恋，故决定谢绝邀请，义无反顾地返回了行将解放的祖国。
吴宓回忆说：昔在清华立天人学会，陈义甚高，取友殊严，希望甚大，初立之时，人少而极和洽，互为莫逆。层层筛选后，由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全体会议给予确认。
要求苏联履行条约尽速撤军，归还一切工厂设备与资源，不得有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行动。尽管留学美国后，吴宓与冯友兰已逐渐产生隔阂，但汤用彤对待冯友兰依然一如既往，这在《吴宓日记》也有体现。
在以上三书中，冯友兰确立了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将之与程朱理学相结合。1941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部聘教授办法》，实行部聘教授制度。冯友兰与汤用彤都是西南联大决策管理层的核心成员，教学研究层的显要教授，公共交往层的重要人物。9月21日，他们到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会议，二人在会上又共同入选评议员（即常务委员，属人文组哲学门）。
他们一起对联大各项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延续着中国教育的命脉，形成了西南联大的新风格，创造出世界一流大学成功办学模式从此冯友兰住进北大燕南园，先住54号，随后搬进57号，冯友兰将之命名为三松堂。
总之，冯友兰的三史六书和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等著述，在研究范式、基本范畴、核心问题、历史线索以及史料考订等方面，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在理论和实践上与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是相互支援的。
汤先生的书是《中国佛教史》第一部分。进入专题： 哲学学科 冯友兰 汤用彤 。